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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论的批判性研究

日期:2013-01-10 | 阅读: 中国传统论, 批判性研究, 翻译理论
2013年01月10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观察了解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观念上似乎并无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的区别。现代意识进人 中国翻译界,是在西方现代翻译理论进人中国之后引起

2013年01月10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观察了解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观念上似乎并无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的区别。现代意识进人 中国翻译界,是在西方现代翻译理论进人中国之后引起的一场观念上的转变。在此之前,翻 译理论是翻译实践的附属品,从实践得来的感悟和体会,在翻译家和文学家的笔下成了具有 中国国学特色的传统译论。翻译家和文学家所具有的中国哲学和文艺理论素养,自然地被融 合到翻译理论的阐发和论述中去,因此,中国传统译论就具有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 学的许多特点。对这些特点现已有多位学者做了总结归纳,在本章后面部分有论述。总之, 翻译理论研究不足以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也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翻译理论应该具有什么样 的条件和特征。事实上,在1951年,译界前辈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②一文 中指出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缺陷,认为只有翻译理论建设才是解决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一 些问题的途径。这种号召的远见卓识值得钦佩,但认识却依然是有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在 很大意义上只能是一种号召而已,因为它不能指出建设一种能够扭转时势、具有理论性与系 统性的翻译理论的途径,而只能大概规划出翻译史与翻译学两大块研究目标。在当时这种既 不把翻译理论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又没有相关的现代理论可以借鉴的情况下,翻译理论 除了循着旧的轨迹发展而外,没有什么契机能够让它有一个质的转变。

从1981年起,以奈达和纽马克译论为先的西方语言学派译论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气势卷 进中国译坛。这种引进不仅仅意味着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 种翻译研究新观念的形成。西方译论用严谨的概念和范畴、条分缕析的分析方法将科学的观 念引人翻译研究,体现了理论性和系统性。这些对中国译界来说无疑是陌生而宝贵的。于 是,中国译界的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到西方译论的学习和研究中去。到了 80年代后期,学习 的效果初步显现出来,中国译论成果呈现出一种从研究视角、理论基础到研究方法都和传统 译论有很大不同的气象。可以说,西方译论将中国翻译研究强性地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中拽 出来,大幅度地转向语言学范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受到冷落,而传统译 论资源更是除了史料研究者几乎无人涉足。可以说,从80年代起至今,中国译坛的主要任 务是建设中国现代翻译理论。这个现代,一方面是指理论的性质而言,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和 传统相对的意味。然而传统译论的继承问题,恰恰正是在这种现代译论建设的过程中自然浮现出来的。

理论的现代建设,重要的是要有创新。而“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有意识地克服 “旧”而产生,在某些时候也是通过与“旧”做对比来体现。因此,对传统译论的关注最先 是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由对“新”的追求转而对“旧”的关注看似矛盾,在翻 译理论的发展中却是必然的。而中国传统译论最先的研究者,同样也是中国现代译论的积极 建设者。这决定了这种研究的性质在很大意义上体现为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即寻找传统翻译 研究的缺陷和症结所在,以便于在现代译论的研究中克服它们。

如前所说,建设翻译理论的号召最先是由董秋斯先生发出的,也正是董秋斯先生,第一 次对传统的中国翻译研究作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大家兴之所至, 随便谈谈……所触到的问题,或流于枝节,或未能深人,效果也就很有限了”。同时认为传 统的翻译经验和意见是“片段的,散碎的,未经过整理和总结,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 系。”①在这个简短的评价中,既包含了对传统译论不足之处的批评性总结,又指出了克服 这种散碎和不系统之缺陷的办法——整理和总结,这已经带有了对传统译论做清理和阐释的 意向,这在当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远见。然而此文自1951年发表之后,在30多年里,董秋 斯先生的号召仍然是曲高和寡,没有多少响应。到了 1980年以后,译界幵始忙于西方译论 的介绍和学习,对传统译论的研究也只限于史料整理和汇编。1984年出版了罗新璋先生主 编的《翻译论集》,编成这本汇集了儿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文集后,罗新璋先 生认为我们已经具有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即“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然而编成集 子并一定意味着就有了体系,译界对“自成体系”的说法也多有存疑。在20世纪80年代, 译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范式的转型,这是一种全然打破旧的研究范式、儿乎在 一无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去建立一种新范式的努力,为此需要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做很大的 转变。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人会专门回头去研究已经“过时”的传统译论的。 到了 80年代末,新的语言学范式初步建立,中国翻译研究可以试着摆脱完全照搬西方的做
理论的现代建设,重要的是要有创新。而“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有意识地克服 “旧”而产生,在某些时候也是通过与“旧”做对比来体现。因此,对传统译论的关注最先 是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由对“新”的追求转而对“旧”的关注看似矛盾,在翻 译理论的发展中却是必然的。而中国传统译论最先的研究者,同样也是中国现代译论的积极 建设者。这决定了这种研究的性质在很大意义上体现为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即寻找传统翻译 研究的缺陷和症结所在,以便于在现代译论的研究中克服它们。

如前所说,建设翻译理论的号召最先是由董秋斯先生发出的,也正是董秋斯先生,第一 次对传统的中国翻译研究作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大家兴之所至, 随便谈谈……所触到的问题,或流于枝节,或未能深人,效果也就很有限了”。同时认为传 统的翻译经验和意见是“片段的,散碎的,未经过整理和总结,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 系。”①在这个简短的评价中,既包含了对传统译论不足之处的批评性总结,又指出了克服 这种散碎和不系统之缺陷的办法——整理和总结,这已经带有了对传统译论做清理和阐释的 意向,这在当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远见。然而此文自1951年发表之后,在30多年里,董秋 斯先生的号召仍然是曲高和寡,没有多少响应。到了 1980年以后,译界幵始忙于西方译论 的介绍和学习,对传统译论的研究也只限于史料整理和汇编。1984年出版了罗新璋先生主 编的《翻译论集》,编成这本汇集了儿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文集后,罗新璋先 生认为我们已经具有了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即“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然而编成集 子并一定意味着就有了体系,译界对“自成体系”的说法也多有存疑。在20世纪80年代, 译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范式的转型,这是一种全然打破旧的研究范式、儿乎在 一无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去建立一种新范式的努力,为此需要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做很大的 转变。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人会专门回头去研究已经“过时”的传统译论的。 到了 80年代末,新的语言学范式初步建立,中国翻译研究可以试着摆脱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自己做建设的工作。这个时候,也就是1990年,刘宓庆教授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 清晰地表明中国的现代译论建设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而恰恰也就是在这本以现代译论建设 为核心的专著中,出现了对传统译论在范畴、命题和方法等方面较为系统的批判性分析和总 结。它以前言的形式置于现代译论的论述之前,似乎传达出这样的意味:“新”建立在对 “旧”的批判之上。刘宓庆教授对传统译论的主张是,一方面“力图继承古典和近代译论的 历史功绩”,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也是刘教授当时最重要的用意,是“摆脱其局限性”。此 后,对传统译论的研究逐渐开始,重点大多放在“缺陷研究”上。但这时候的研究规模在整 个理论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很多都是在其他的研究中顺便对传统译论做附带的批 评,专门性的研究在本世纪前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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