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全译观之统治的变译理论

2013年01月09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观察了解到，20世纪将要走向尾声的时候，译界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变译”。在翻译研究 的历史中，研究的前提是“翻译”，无论直译也好意译也好，都是对原文本的全部翻译。而 编译、摘译、缩译，甚至改译、译写，这些都是翻译的旁支末节，不能登人翻译研究的大雅 之堂。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对于删节、改变原文的现象，研究者往往忽略对其原因和效果 做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而习惯于在“删改”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一“随意”，这个修饰语 就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和价值一棒打死，而且将译者的翻译道德上的“缺陷”也予以无情 “揭餚”。这样的译本，要说和翻译沾边，充其i也只能叫做“歪译”、“胡译”、“乱译”等 等。典型的做法是用严复的“信达雅”来批评他的译作，肯定他的理论中的“信”而大多认 为他的译本有“历史局限性”。然而评论者所用的标准何尝不会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可能？ 而对于林纾的翻译，连茅盾先生这样将文学翻泽中的艺术创造性视为至关重要①的著名文艺 理论家也认为是“歪译”。②总之，这种翻译之所以不能被列人翻译正途，是因为研究者预 先已经将完全翻译列为翻译正道，不完全的翻译若被提到，也只是轻轻一带而过。然而，历 史上不完全的翻译在数挝和作用上来说却并不是轻轻一下即可带过，这种现实上的重要性即 产生了对它们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黄忠廉教授现在将这种现象置于一个核心位置来研究，而且还申请成为“国家‘九五，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将它从理论上极度边缘、甚至 被遗忘的位置拉向应有的重要位K。

变译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之前，只意味着一种操作上的变通，而且这种变通因为与原文 本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偏离，译者非但不会特意讲出来，甚至有时还会有意遮盖，研究者也不 会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现象而提升到理论上来研究。然而随着黄忠廉教授在翻译的历史中一 徜徉，变译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不乏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名家名译。黄忠廉教授通过这种 追溯首先为变译在事实上确立了其重要性，而后，再从理论上将变译从基本概念、操作方 法、范畴系统等层面演绎成一门完整的理论。今天，笔者将变译理论的研究也摆在一个重要 的位置上来，是因为变译的研究在我们的翻译研究中有创新和变革的意义。

首先，变译理论的研究意味着更注重翻译现实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研 究已经开始出现了向现实回归的明显迹象。基于理想模式的翻译过程、基本理论等“内部研 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的比重逐渐缩小，而一些过去曾被视为翻译研究中的无规律的、偶然 的因索则被提到一个较为显眼的位置来。黄忠廉教授的研究说明，中国的翻译历史上，变译 的现象不但在五四以前的中国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在追求效益和信息的今天，更是一种普 遍的现象。然而长期对它的忽略已经形成一个黑影，成了 “被全译理论遗忘的角落”①，而 变译理论则使它的存在突显出来。因此，他将“变译”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来，而将一直 以来笼统称之为“翻译”的概念缩小为“全译”。这个概念的分化意味着作为翻译现实的变 译现象在理论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体现了现代译论研究越来越关注现实。

其次，变译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翻译标准中“对等”观念的冲击和解构。变译不能用传 统的任何翻译标准来衡量，传统的翻译标准强调的是译本和原文的最大关联，这种关联就意 味着不同方面的“对等”。然而，变译意味着“失本”，不“忠实于”于原文，不但“形”大 异，亦不追求“神似”。如果说各种各样的强调译文和原文在某种层次和程度上相似的理论 是古往今来一种默认的“翻译道德”的话，变译则意味着一种“叛逆”。译文对原文的相似 与否不再被强调，重要的是译本自己的需要。变译理论将这样的“叛逆”思想堂而皇之地阐 发幵来，表明这样的变异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译者并没有将某种层面上的对等或相似 作为目标，而是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那么就可以在相应的层面上来做出变通，变译理论对 变通的层次和方法有较系统的研究。

此外，变译理论的提出使翻译研究的重点从源语一端移向目的语一端。在目的语这一 端，译本的生成、译者的主体性、读者的接受和需要都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靑。译本生成 的规则不是参照原本的体制和形式，译本的最终形态不以原本的形式作为参照物，它有自己 的形成机制，最终形态以符合读者的需求为标准，译者则做出具体的预想和操作。在这里， 强调读者和译者的作用和强调译本功能的“目的论”在精神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强调读者和译者的作用是将“人”的因索突显出来，是“对‘人，字的大写”①。不过 这里的读者显然是一个“集体的人”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行为个体。

变译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顺应了 “理论关注现实”的研究趋势。理想化的形式主义和拒 绝不稳定和无规律因素的结构主义在各种学科中都曾经创下瞩目的成绩，然而现实中的不稳 定和不规则的现象却慢慢地向人们显示它们并不是不重要的旁支末节。在这个现实世界里， 原本被忽略的东西可能正在被证明是很重要的，而原本重要的却又在渐渐被消减。人们对现 实的关注胜过对理想的塑造，中心解体了没有关系，规律消减了没有关系，只要现实得到了 解释，这就是研究的意义，或许这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部分原因。正如黄 忠廉教授所说，社会需求是变译理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变译理论的重要性源于变译现象在实 践中的重要性。很多领域内的翻译并不要求也不需要全译，因此全译理论也不能有效地指导 和解释变译现象，变译理论的产生因此具有时代必然性。这对翻译理论来说是一个突破也是 —个重要补充。当然，变译和全译，并不是此消彼涨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其职，这也是讨 论变译理论的前提之一。

变译理论现在是一个起步，它的理论精神很宝贵，还能够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对于变 译的使用范围和制约条件，以及相关的社会效用和影响，还有必要做深人研究。变译的存在 有它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对它的研究，在形式和方法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此，对 于黄忠廉的《翻译变体研究》和《变译理论》两本书，本书重在定位而非做书评，因此对细 节问题不作阐发，只强调它的意义所在，即将变译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确立了下来。我认为 或者是黄忠廉教授、或者是其他研究者还会在这个领域内从更多的角度来研究，最终将它发 展成为一种深入而系统的翻译理论。

以上两例观念变化的个案远远不能概括全部，事实上，在翻译研究的进程中，始终伴随 着旧观念的消减和新观念的产生。两者冲突的结果往往或者是旧观念和新观念在某种程度上 的融合，体现为新观念接受旧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调整；或者是新观念代 替了旧观念，体现为旧观念的消减和新观念的创立，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革新。总之，否定之 否定的原理在翻译中同样适用，对原有观念的任何质疑和挑战都是新观念生成的必要契机。 因此，翻译研究欢迎争论，欢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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