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的保言学棋式的发墙

2013年01月09号，据译雅馨翻译公司观察了解到，中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被视做处于发端期。80年代初， 中国在西方语言学派译论以及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将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引人翻译中去，将科学和理论的精神引人翻译研究中。从此，中国的翻译研究从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但面对语言学强大的影响力，翻译研究并没有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专门 的学科领域，而是转向语言学寻找它的学科归宿。于是，在80年代，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翻 译学应该隶厲于语言学、或者应用语言学，如萤宗杰、桂乾元、刘宓庆等学者在80年代都 持这种观点。这和80年代前翻译被汄为是属于文学研究的状况相似。王宗炎先生曾说：“谈 翻译理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文学家，一种是语言学家。”①这种认识很能反映当时的现实， 即翻译研究被认为是文学或者语言学的附诚领域，没有专门的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存在。结果 就是翻译理论要么附属于文学，要么附属于语言学。因为谈翻译理论的不是文学家就是语言 学家，在这两种模式之外不存在别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的独立性此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认 可。这也是当时翻译研究处于范式转型和研究方法更替时期的一种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80年代翻译研究的状况中可以看出，语言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兴 的研究模式，从80年代中后期幵始，可谓是一种迅猛的潮流，席卷了中国译界，很快地冲 击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传统模式，即语文学模式。语言学模式的这种冲击力逐年增加，力量不 断聚集，到了 1990年前后，大致上已经在中国翻译研究界形成了普遍的影响力，并以刘宓 庆教授的《现代翻译理论》一书为标志完成了它的发端期。在80年代的10年间，我们可以 看出作为新兴力量的语言学模式和作为传统力量的语文学模式之间的力量抗衡和消涨。

在80年代的前两三年，甚至整个80年代前期，中国译界最主要的变化是西方译论的引 进。除了一些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以及少数研究者尝试着将这些译 论运用到实践的分析中去以外，中国译界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在这几年里，中国翻译研究基 本上仍然在延续着传统的研究道路。如果说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语言学模式的萌芽，基本上也 只是停留在句法和语法分析的层面，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语言学模式此时处于一种潜 势，在传统研究模式的水面下集聚着喷发的力量。这儿年出版了儿本论文集，如《翻译理论 与翻译技巧论文集》、《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论集》以及《漫谈翻译》等，所收论文基本 上都属于传统译论的性质。特别是罗新璋先生概括的中国自成体系的译论“案本一求信一神 似一化境”，完全是一种传统的路线。1982年谭载喜教授的文章《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介 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一文的标题虽然引人注目，然而内容是奈达理论的译介，因此就 中国翻译研究本身而言不能算作一种革新和变化。可以说，这个时候中国翻译界并没有出现 什么变化的征兆。但此时，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巴尔胡达罗夫等语言学派译论家的理 论都已经介绍进来，因此，“等值”、“语义”等词汇也逐渐幵始出现，同时这些西方译论的 引进也在逻辑上预示着后来的语言学派的兴起。

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新环境中得到了解和接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中国在对待外来 事物的态度上向来被认为是保守的，对新事物在历史上也是同化多、被同化少，接受过程也 较缓慢。然而在语言学模式的接受上来看，中国译界的反应并不是那么迟缓。80年代前儿年，“等值”、“语义”等字眼还只是零星出现中国译界，然而到1985年以后，“等值”、“信 息”、“语义”、“深层结构”、“翻译单位”、“语境”等术语已经频频出现在翻译类文章的标题 中了，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的成果数量大最增加，已经形成一支和传统研究有明显分水 岭的研究路向。这个时期的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重点在于语言的转换上，如翻译中句子结 构的变化、语义的保存与流失及信息的传达等，翻译单位的研究也是重点之一。在语言学各 分支学科中，运用最广的是语义学理论。此时的翻译观也基本上建立在同质语言观上。无论 是奈达的“在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的东西都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还是纽马克的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同样的信息”①，抑或卡特福德的“翻译是用一种 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②，研究的都是 “可译”的因素和过程。尽管奈达添一句“除非在该表达中，形式是信息的主要构成因素”， 纽马克也注意到翻译中“意思总有点走样”，卡特福德也承认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对 称的”，但这种流失和变异都是在“可译”的大前提下讨论的。不但可译，而且可译的成分 还是可以分析的，不但可以分析，而且还是有系统理论的。这种语言观也就是结构主义语言 观。按照索绪尔的分类，语言学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③这种研究就是一种内部研究。 它排除了外部可变的因索，探求的主要是语言转换中的规律的东西。但是此时的语言学模式 的研究显然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就是这种尝试，使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们看到了一条不同 于传统研究的新路径，而且这种新的路径似乎正是通向建设系统而科学的翻译理论的必由之 路。范守义教授曾经在1986年这样评价语言学模式对翻译研究的作用：“长久以来，翻译理 论研究和建设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在于没有认真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理论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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