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建设走向成熟 谭载喜的《翻译学》

2013年01月07号，据译雅馨深圳翻译公司获悉。潭载喜教授是我国译坛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将奈达的理论系统而连续 地介绍给中国译界，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创造了转折的契机和理论资源。与此同时，他积极倡 导建设翻译学，与杨自俭教授等学者一起成为中国译学建设的领军人物。许钧教授在谭载喜 教授的专著《翻译学》一书的序中，认为他在中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贡献有二 ： 一是 在对外国，特别是对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研究基础上，为中国译学研究引进了新的观念， 新的方法，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二是对翻译学的建设做了许多扎实的基础性的开拓工作。对 于这种肯定性的评价，谭载喜教授是当之无愧的。

翻译学的问题争执了许多年没有一个定论，潭载喜教授认为原因是没有一个全面的纲领 性的文献来作为译学的开端，因此，他的这本《翻译学》可以视做一种构建一个译学纲领的 努力。在这本书中，他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学科框架、研究途径等具有构建性和纲领性的 问题做了论述。他将翻译学分为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部分。认为翻译学 的性质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不过在1983年的《奈达论翻译的性质》一文中，对奈达的 翻译应该被看做比较语言学的分支的观点并未表示异议②但后来随着译学研究的深入，他 将译学建设正式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的时候，明确表明翻译学应该是独立的学科。这里值得 一提的是在1982年以论文的形式介绍奈达的Tozv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的时候，根据此书的书名，谭载喜教授将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在此之前，虽有 “翻译学”的说法，但“翻译是科学”的说法却似乎是在这篇影响不小的文章出现后产生的 —种概念上的曲解。然而在文章中谭载喜并没有对翻译是科学的命题做论证，可见这个标题 只是从奈达的书名中派生出来。1987年，在《必须建立翻译学》一文中，潭载喜教授纠正 了这个说法，特意区分了翻译和翻译学的概念，指出翻译是一门技术或艺术，而翻译学才是 一门科学。在《翻译学》中重申了这种区分，并对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和综合性做 了阐述。

对于翻译学的研究对象，谭载喜教授认为重要的有五个部分，分别是翻译的实质、原则 和标准、方法和技巧、操作过程和操作程序、以及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他又将文化 学、社会符号学等补充为次要研究对象。从这五个主要研究对象的设定来看，他的翻译学研 究范式仍然是追求中心、实质的结构主义，研究的重点在于翻译的过程，对于翻译始端的选 择和影响因素及终端的产品和效果因素并没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这也属于一种语言 学范式为主、规律提取为目的的研究。这一点从章节设定中也可以看出。《翻译与语义学》 和《翻译与词汇特征》单独作为两章，可见谭载喜教授是将语言学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重点的。

谭载喜教授设定了几种翻译学研究的途径，分别是文艺学的、语言学的、交际学的、社 会符号学的和翻译学的。翻译学的途径是一种综合的途径。这几种途径事实上是运用不同学 科理论为基础所幵展的研究路径。我国新时期译学研究的前20年最为重要的是语言学的途 径，而在漫长的传统翻译研究中，则是文艺学的途径占据绝对优势。吕俊教授认为翻译学应 该厲于传播学％他的研究思路便是交际学的途径。还有一些研究者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研 究翻译，也是i用一种交际学的途径。这种路向虽然不是翻译研究的主流，佰是利用交际学 的一些研究角度能发现和解释翻译学的一些问题，仍然是一种可贵的尝试。社会符号学的途 径似乎是受到了奈达理论的影响，这种途径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展开，佢从研究者们的论述来 看，应该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至于翻译学的途径，潭载喜教授特别强调它是一种综合 的、多功能的途径。他的意思是翻译研究应该在多层面上进行，翻译理论的模式也应该是各 种理论的综合，具有多功能和多层面性。翻译研究在多层面上进行这种说法应该是没有什么 问题的，但这里他并没有充分说明一个具有多种功能和多种层面的理论模式是怎样产生的， 因此，这种多功能和综合的翻译学途径和前面各种途径相比就缺乏说服力和有效性。从潭载 喜教授的论述上来看，这种综合性和多层面性的研究模式和“多元互补”与“多元共存”是 不同的。后者的目的虽然也是在互补或者并存中达到一种多层面综合的研究成果，但这种综 合的前提是多元。而前者则是直接到了综合和多功能的结果，没有论述这种研究模式产生的 前提或者基础，因此，至少在此处看来仍然是一种较为模糊的设想。此外，虽然文化的因素 在别的途径里部分地涉及到，但这里没有特别提到文化学的途径，而它是近年来翻译学研究 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而且研究的成果和事实也表明这条研究道路的前途值得期待。无论 如何，在这里谭载喜为翻译学的研究设定了多种渠道，这是视做一种初步的多元化思想。

在《翻泽学》这本书中，谭载喜教授较为充分地阐述了他的“比较译学”的构想。许多 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比较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如中英语言比较研究、中西译论比较 研究等，但将比较从方法上升到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则是谭载喜教授的一个创举。他不但将 比较的方法贯穿在他的译学研究的各个层次，而且将比较的意义扩大到中西译学和译学研究 中不同相关学科的比较，提出要建立比较翻译学。他多次写文章对中西译论的异同进行比 较①，并且论述这种比较的重要意义。他表明“比较译学”这个概念和名称的产生得益于 “比较文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启发，他设定了 “国别译学”、“比较译学”和“总休译学” 的三个层级的范畴。国别译学是在里面研究，比较译学是在两者中间研究，总体译学则是在 上面研究，三者是从基础、连接到融合逐步递进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视野上则逐渐扩大， 由国别译学扩展为普通译学。通过比较，从对方身上认识自己与提高自己，这无疑应该是译 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渠道。对西方译学和中国译学的认识，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相当 一部分人认为西方译学遥遥领先于中国译学，少数人认为中国译学具有比西方译学更多的优 势和更好的发展前途，而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中国译学和西方译学做优劣对比， 更不能在比较中以西方为参照，因为中西译论的优势蕴涵在不同的方面。这种不同意见的解 决方式只能是设定尽可能公正和客观的参数和范畴，制定出合适可行的渠道和层面，形成一 个能够较为客观地衡量和描述二者的比较网络，这样的比较不仅能显示出二者的同异，而且 在各自优势和缺陷的研究中可以补充和促进各自的发展，甚至互补和相融。这也就到达了谭 载喜教授所说的“总体译学”。谭载喜教授将比较从具体的方法变成一种思维，贯彻到研究 的各个方面，并且论述了比较译学的研究方法、途径和意义，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建立比较译学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和论证。这一点甚至比他对“翻译学”的论证更为有建设性和幵创性。《中国翻译》刊物近几年开辟了 “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一栏，专门刊登这 方面的文章，也有不少研究者中西译论的比较进行研究，可见这个领域的意义和前景都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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