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属于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据译雅馨翻译公司了解到，应世纪文景的邀请，瑞典汉学家、手握诺贝尔文学奖十八分之一张选票的马悦然先生，近日到上海参加世纪文景主办的“见证·2666 文景十年分享会”系列活动。因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他的此番到来自然与以往不同，显得格外热闹、隆重，而无论是观众还是媒体，所提问题多与莫言或诺奖有关。

莫言得奖争论不激烈

深圳晚报：有人说，莫言获奖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您认同这个说法吗？在这次评选中有一个很激烈的讨论过程，说服其他的评委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吗？

马悦然：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的。推荐作家必须是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文学院的，以后有一个1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小组，他们从250人中推选出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说这个是我们初步的选择。3月、4月名单缩小，到了5月底只有5个人。瑞典文学院夏天不开会，我们夏天看那五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开始开会，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马上就开始投票。最后投票是在10月初，决定谁要得奖。今年不太激烈了，今年意见比较一致。

深圳晚报：莫言获奖后，他的书在国内出现断货，国际上可能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有一种判断，说中国文学在世界处于边缘地位，我不知道马先生是不是认同这种说法，如果认同的话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莫言获奖以后将给世界文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该上世界文学，早就上了世界文学。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所以有的中国作家虽然非常优秀，有世界水平，甚至超过世界水平，但是……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作者，所以莫言的那些著作正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瑞典文学院以前的常务秘书，他说世界文学是什么呢？世界文学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深圳晚报：莫言说，他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坏人写成好人，第二个阶段是把好人写成坏人，第三个阶段是把自己写成罪人。你喜欢莫言故事的趣味性还是这种反思精神？另外您对莫言未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马悦然：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有得奖的人，他们得了奖之后就停止创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莫言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他内心很强大，他会继续写。

深圳晚报：有人觉得，在中国，和莫言一样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或者比莫言更优秀的当代作家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了，是不是说诺贝尔奖有一定的偶然性？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奖是颁发给一个好的作家，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不是一个世界冠军，就是颁发给很好的作家的一个奖。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完全是主观的。

当然中国有很多好作家，也许还有很多诗人也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没有得到，而莫言得到了，就这个样子，很简单。

最喜欢《透明的红萝卜》

深圳晚报：马悦然先生，您与莫言先生有过接触吗？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有一个下午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座谈，第二天他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还有9个大陆作家。他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大家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酒。第三次是莫言2005年参加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跟北大一起合办的，那天来的中国作家还有李锐等。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深圳晚报：您是否说过莫言的小说写得太长了？

马悦然：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太长了。我记得他2004年在上海文学上刊登的《小说九段》，非常短，两页的小说，我觉得非常好，马上翻译成瑞典文。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微型小说感兴趣，开始自己写。

深圳晚报：马悦然先生，你翻译过莫言的哪些小说给瑞典文学院看？最喜欢他的哪篇小说？

马悦然：我翻译的时候，觉得莫言写得最好的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另外一个，就是《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这个你们也应该看。还有一些像《会唱歌的墙》和《翱翔》等，我很喜欢这本书，这是莫言写得最像西方的一篇东西了。

深圳晚报：马先生，您刚才提到莫言是最有批判性的一个作家，但是他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超简化的一面，你怎么看待一个作家在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悖论？对一个作家，要求他在现实生活里同样的批判精神是不是太苛求了？

马悦然：我觉得著作是最重要的，他在著作里面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作协的副主席，这跟他的写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看莫言在他的著作里面所表达的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这也是重要的。

文学质量是诺奖唯一标准

深圳晚报：马悦然先生最早接触林语堂先生的语言开始喜爱上中文，林语堂的语言风格和莫言的语言风格有巨大差异，您怎么能够共同欣赏这两种语言？

马悦然：林语堂对道教的兴趣非常深，我读了他《生活的艺术》，我也对道教和哲学非常有兴趣，所以马上到图书馆去把老子的书借来读，发现《道德经》译成法文、英文的都不一样。我问一个瑞典汉学家哪一本译文最好，他说都不行。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我说我愿意学。

深圳晚报：莫言的语言风格能不能让您看到中文作家语言方式的一些变化？

马悦然：你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人，像写《水浒传》的，写《西游记》的，和蒲松龄写的“聊斋”，莫言的讲话能力就是从古代讲故事的人学来的，当然他自己也学过外国作家。

深圳晚报：莫言获奖，媒体好像有些不同的声音，你是怎么看的？

马悦然：我对现在的大陆媒体跟欧洲媒体有一些意见。第一个，瑞典文学院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人说莫言是共产党员，不但入了党员而且是作协副主席，不仅是这样的，他还抄袭讲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奖？他们不喜欢。但是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里面讲什么，所以他们不应该开枪，这个让我非常生气。第二点，你读过莫言很多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作家比得上莫言。批评中国社会黑暗，不公平的现象，他敢出来批评，但是别的人就不敢。

深圳晚报：我想问一下，有那么多优秀作家，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依据是什么？莫言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奖项，以及这个奖项有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马悦然：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政治力量，我们是不管的，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

深圳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很多作家联系过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荐得诺贝尔奖，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很多作家渴望得到这个奖项呢？

马悦然：我每一个月就会收到一些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把稿子翻译成瑞典文，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作家，他们是写小说的人。有一个山东的文学干部，他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什么古书，我都给他退回去。他说我钱很够了，他说奖的钱我可以给你，但是名誉归我。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

马悦然 生于1924年，瑞典汉学家。他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的弟子，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