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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于“信”,必损“达雅”

翻译家

翻译家都是一群“搬运工”,一群“摆渡者”。

我们一生的时间,几乎都忙乎在文化桥梁的两端,搬运着有巨大分量、深邃意义的文化产品,我们要把一件件内容丰富的货物,从桥的那一端搬运到桥的这一端。我们有责任把有益于本土社会机体与自我精神主体的原汁养液输送给大众,使其心灵获得灵动活跃的滋润剂;我们有责任为本土的民众带来开阔的精神视野,带来世界各异域各社会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复制品、真实的画卷与图像,种种临摹的细节,以及人类在各个领域中认知世界、创造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种种思想材料。

翻译乃文化之要务,经纬之大业。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始,恰巧是中国人上下求索,寻找强国之道、富国之道的启蒙时代。事业的出现,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现,必然使得事业出现更大的延伸、开拓与发展,严复与林纾正是在投身翻译事业之后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大原则:信、达、雅。这是翻译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必须达到的标准、必须遵守的艺术守则,而世人评论译人译品的时候,必须持信、达、雅三大标尺。总之,信、达、雅三大标尺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

鲁迅的“硬译说”、“直译说”,则对这三大标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鲁迅翻译中突出一个“直”字,似乎有特别强调“信”的意味,似乎把“信”与“直”置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而“译”的生命线似乎就是“信”与“直”。

无庸讳言,在共和国时期,鲁迅的精神地位与学术地位要比新中国成立前的近半个世纪崇高得多,几乎被供在一个神坛上,与此相应,在翻译领域方面,鲁迅无言的、沉默地享有着权威的地位,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尺度,他对“直译”的精神与态度,影响着一两代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在这一个世纪之内,极少有翻译家、外国文学学者,对鲁迅的权威地位提出异议,别说是挑战了。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有这份胆子,直言鲁迅的“直译说”不合理——一位是梁实秋,一位是以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语言尖锐而著称的钱钟书。在他们看来,翻译是给本国人看的,就必须符合国人习惯的词汇、语句、文法规则、语言规律、修辞学美感,要叫国人“悦读”,读起来有美感,而不是读起来费力。总之,要符合讲究的、纯正的修辞美学的追求。

我感觉,在翻译理念上,对“信”的绝对盲从,对原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雅”和“达”的忽略、损害、游离与折扣,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看来,要把“信”、“达”、“雅”三个标准单独化、独立化,必然带来翻译工作中、翻译作品中的某种局限性与病态。

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事实似乎要简单一些:那就是面对着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要看译文的这些修辞意图与审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态与意念。过了“信”这一关的“达”,才是真正有资格的“达”,而这种翻译实践,往往不仅被认为译得“信”,而且被称为“译得活”。但是“活”,仍然不过是“译得活”或为“不活”,还不能说是水乳交融的“化”。

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生硬牵强,又能保存原有风味,就算入于“化境”;这种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态依然故我。照此说来,好的翻译实践,不是别的,就是进入了奇妙的化境。

中国译道的“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也是中国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

 

 

 

 

本文出自深圳翻译公司译雅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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